老年消费不可忽视，有研究预计，中国的老年消费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3万亿元，2030年将达到8.6万亿元，2040年将达到17.5万亿元。
换句话说,考虑到严重产能过剩、考虑到绝大多数行业回报率都远低于当前市场利率,现在还敢在虚高利率上去借钱的主体,都基本上是不打算自己还钱的,都是指望政府或中央、乃至全社会来为其不负责的借贷行为买单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有效机制去凝聚各方智慧,为可能到来的冬天留下足够的储备。
而一旦突破刚性兑付,包括企业、相关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在内的受损者都会遇到麻烦,比如,某企业破产,可能带来相关银行理财产品无人问津,某投融资平台资金链断裂,可能会给地方政府未来融资带来困难。但现在看来,全社会对未来可能的风险和调整仍明显估计不足。也需要充分提示改革可能带来的阵痛,让社会做好思想与行动准备。但即使当时采取了那么坚决的去杠杆措施,本世纪初中国银行业仍然是事实上的资不抵债。所以,当前系统性风险爆发带来的经济、社会震荡就会大得多,那时再去收拾局面并恢复信心,其难度超出想象。
政府必须对去杠杆、调结构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给予充分评估,并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预期管理。应考虑将目前分散在各部委、并带来部委与地方合谋、软化地方预算约束的各类专项转移支付,逐步整合为各领域的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推动省级统筹体制改革并让省政府来负责分配这些资金到市县。相较于世行、亚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创建之时，如今交通和通讯等条件大为改善，董事们即使身处各方亦能实现顺畅沟通，加之日常需要董事会决策的事务也大为减少，出于行政效率和精简机构考虑，亚投行决定不设置常驻董事会。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表示，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亚投行在组织架构的一个重要创新是不设常驻董事会。亚洲的区域性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已显露无遗，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错配、亚洲金融市场的债务期限错配，以及金融结构的错配至今仍然影响着亚洲经济发展。亚投行当时在全球选聘这一职位时，除了提出需要拥有长年法律工作经验和国际组织经验外，还明确提出，能给出的报酬并不高。
中国要慢慢学会当老大。面对各国对话语权的热情，如何将各成员国划分进各个选区，再按选区产生董事会席位，将是下一阶段面临的挑战。
可见外交切入点非常重要。亚投行随即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就出资比例、投票权等真问题将开始真刀真枪的谈判。在此方面，有着美国的经验可循。相比起来，对中国来说，英国的加入并没有那么出人意料。
在受到各界严厉批评和欧洲国家的异议后，奥巴马政府原本坚决反对的态度也出现松动。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阶段展开多边外交的全新登场。因此，严格地讲没有最好的标准，只有更好的标准。仅以欧洲为例，僧多粥少的局面已经出现。
这在世界银行的董事会设置中也有先例，例如世行就为瑞士、俄罗斯和沙特设置了不需选举的特别席位。欧洲外交逆转 亚投行自2013年10月提出至2014年10月24日，有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国家作为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一位欧洲外交官对《财经》表示，亚投行在游说欧洲主要四国时，似有若无地暗示他们可能有取得董事席位的机会，这让英、法、德、意在宣布加入后进入新一轮的争夺。杜大伟强调，由于很难在国会得以通过，美国加入亚投行不太现实，但是美国完全可以从外面来协助亚投行的发展。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3月25日表示，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在亚行的12个常设董事席位中，日本、中国和美国是国家专属席位，不需进行选举，其他9个席位由划分区域成员国选出。亚投行的总部将落成于北京的金融街。美国副财长南森•席茨（Nathan Sheets）提议，亚投行和世界银行或亚行共同对开发计划进行融资，如此可以确保维持高品质、经过时间考验的标准。可以想象，亚投行运作起来会碰到许多棘手的难题，毕竟各国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等差异大，遵循的游戏规则也不一样。为降低风险和损失，中国需要在有风险的投资上与他国合作。
作为中国提出、出资贡献最大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自然无可厚非，但如何将中国的利益与参与各国的利益和诉求相平衡将是非常重要的。世行等机构早已因贷款条件过于苛刻、不考虑受援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广受批评。
历史上，美国对其他国家主导的多边机制也曾多有阻挠。不过，楼继伟也提出，亚投行将致力于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线亚投行成员国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不是独奏曲，是协奏曲 亚洲国家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基础设施的改善成为不少国家进一步经济提升的迫切需求，现实情况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匮乏，但投资却难以跟上。或许是多少吸取这一教训，亚投行首先将东盟作为突破口。
但由于英国已经独自行动，而美国和日本不愿加入，达成共识已是不可能，德国因而与法国、意大利一起作出了加入亚投行的决定。与前辈的合作 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亚投行这个新生机构的优势之一。有些人说中国让步太多，但是一些让步换来的是国际上的尊重。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联合主席大卫•马什（David Marsh）对《财经》记者表示，IMF和世行改革的步伐如此缓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是有道理的，亚投行的推出部分地反映出这一点，然而，亚投行的出现会被证明是师出有因，它体现了亚洲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支出，而现有的机构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国务院参事夏斌对《财经》记者指出。尤其在金融结构错配方面，亚洲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但金融机构投资的方向往往会选择欧美市场，然后欧美投资者再拿这部分资本投入到亚洲市场。
接受《财经》采访的世界银行人士指出，各界对中国的疑虑随着银行筹备过程的透明和参照国际标准已经渐渐消除。亚投行虽然被美国政府批评为对现有经济秩序的挑战，但在国际舆论上却得到了近乎一边倒的支持。
因此上述法国外交官认为，英国可能是最快达成了国内共识。另外，亚投行还邀请了前世行资深官员斯蒂芬•林特纳（Stephen Lintner）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标准进行起草，林特纳是该领域的权威人物，他的任用被解读为亚投行将会对投资项目的环境评估、采购流程和社会影响采用高标准。
此后，卢森堡、瑞士、丹麦等欧洲国家四处开花，亚投行一夜之间从亚洲国家的多边机构。3月28日公布的一带一路规划表明，资金融通是合作重点之一。对于一个初生机构来说，具体运营上的细节可以依靠时间和经验去磨练，依靠全球招聘的优秀人才加以弥补，但横亘在亚投行面前更大的障碍，还有中国作为最大出资方对多边机构开放、互利、共赢理念的认同和实践。此后，英国以国内将进行选举为由，先声夺人，法德意对此也无可奈何。
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批评，奥巴马政府所谓亚投行可能降低世界银行影响力的恐惧是过于夸大。这些湮灭的国际机构留下了前车之鉴，亚投行在创建之时打下了不错的路基，但走下去还面临不少荆棘。
布雷顿森林体系已运转70年有余，应对全球经济环境时已明显力不从心，各国经济实力和话语权更出现显著错置。3月初，获邀参加亚投行研讨会的世界银行前驻中国代表杜大伟对《财经》记者指出，亚投行的倡议和筹办过程无疑是中国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变为令全球瞩目的新生多边机构，美国当初要求欧洲各国抵制亚投行的行动因此陷入尴尬。IIMF和世行的改革已是众望所归，一个新兴的国际金融机构被寄望于可以对迟滞的改革步伐形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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